从2015年开始，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很多企业必须打一场硬仗，这其中就包括煤炭行业。

　　“这三年的进出口业务都在下滑，2015年与2014年相比，经我手头的货量一直在下降，下降幅度在百分之六七十。”3月2日，一名多年与国内某家龙头煤炭企业合作的进出口贸易代理商透露。

　　但这位贸易代理商认为，虽然产能过剩、整个煤炭行业下滑，但在供给侧改革的决策背景下，整个行业正在努力削减产能。

　　与此同时，在“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的思路下，国家能源局近日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明确表示，为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将力争2016年关闭落后煤矿1000处以上，合计产能6000万吨，并推动煤炭行业兼并重组。

　　实际上，除了煤炭行业，造船行业、电解铝行业等，同样在“猫冬”。

　　如何在供给侧改革的历史节点上，成功提质增效，完成结构性改革的优化转身？国资委处长王绛认为，以煤炭行业为例，这次的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需要增强增长动力，促使企业转型升级，且首先要制定一个退出标准。

　　关键性任务

　　一名国资委人士认为，在这一轮供给侧改革进程中，“人”的问题是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2月29日，国家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在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存在的背景下，化解过剩产能成为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性任务之一。他透露，2016年针对化解产能过剩需要安置分流的职工，目前正在以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作为切入点开始做。

　　尹蔚民说：“对这两个行业做了初步的统计，大约煤炭系统是130万人，钢铁系统是50万人，大约共涉及到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虽然这项工作非常难，但在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积极稳妥地把这项工作做好。”

　　在分流安置职工的过程中，不止一个煤炭大省将面临此问题。不过，与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期间，目前的情况还没有超越当年。

　　经济观察报获悉，三年脱困期间，有130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100多万人通过企业内部退养等方式得到安置；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累计筹集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近800亿元。

　　而如今面对180万的分流安置职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样将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这一次，中央财政将拿出1000亿元来用作奖补资金，专门用来应对职工的安置。

　　某煤炭大省的一家企业内部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自己所处的企业，目前正在做职工的分流安置工作。他说：“职工分流安置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暂时是没有影响的，人员分流安置主要是针对过剩产能那一块。”

　　不过，上述企业的职工内部分流安置工作还没有真正开始，该内部人士表示，大家都知道严冬真的来了，对于分流安置，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情绪，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自己早退了。

　　上述企业的“早退”办法，便是尹蔚民刚刚公布的安置分流办法之一，即“距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以内，职工本人自愿，企业同意，可以实行内部退养”。

　　经济观察报获悉，上述企业的子企业，从去年开始，也开始专门就职工分流安置问题展开应对，开始分步实施三年过渡期站点人员分流转岗工作，确保了公路运销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另一家煤炭企业的负责人则对经济观察报透露，对于职工的分流安置，是该企业下一步改革将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作为试点企业，目前该企业负责人透露，目前正在“拿方案”，已经报到了省里，进行最后的修订。

　　该煤炭企业负责人说：“对于去产能，以及职工的分流安置，我们改革的很多设想、措施，现在还不明朗，我们还没有一个系统的实施方案。最新的情况是，我们已经有想法了，等到最终的方案批复下来后，我们便会全面推进这项工作。”

　　与地方上分流安置逐步启动的节奏相呼应的是，人社部也已确定了分流安置的基本思路，除了上述已有企业采用的“内部退养”办法。尹蔚民表示，在分流安置过程中，失业保险和就业专项资金将对其中符合规定条件的予以相应支持。

　　按照人社部的设想，将试图释放社会创新创业的潜能，鼓励企业挖掘现有潜力，在本企业内部来安置职工，也就是说企业依靠现有的场地、设施、技术开辟新的就业岗位，能让分流出来的职工在本企业继续就业。

　　同时，人社部将促进转岗就业创业，启动就业扶持计划，在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职工能够尽快就业和创业。而这一点，亦将促使社会释放创新创业的新潜能。

　　激发增长新动能

　　除去人的问题，过剩的产能具体怎么去除呢？

　　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思路下，包括煤炭在内的不止一个行业需要提质增效，激发增长新动能。

　　一家连年亏损的地方煤炭企业，为了完成上述目标，已经开始推进精细化管理，2016年该地方煤炭企业将狠抓市场开拓、资源采购，推进区域公司统一营销、联合竞争。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公司在煤炭生产地、集散地、消费地、港口中转地，联合发展煤炭贸易业务。

　　而为了降本增效，该地方煤炭企业的思路是，探索成本核算、费用考核机制的建立。围绕可控成本，划小核算单元，细化分解指标，减少环节消耗，严控费用支出，降低经营成本，实现成本全过程、全方位的动态跟踪管理。

　　在采购环节上，该地方煤炭企业也将出手严控，加强采购环节的管理。严把上站煤采购关、质量检验关，减少中间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同时按照用户要求，严格配煤加工工艺和流程，提升煤炭产品洗选、加工配煤能力和商品煤质量，加快适应市场的变化。

　　王绛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当时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本结束了短缺经济时代。但过剩经济的特征，却使大多数行业处于技术落后的低档次产品总量过剩和高技术水平、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之中。

　　在他看来，这一次煤炭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是整个宏观经济需求不振，今年生产指数，都不到经济指数，宏观经济形势偏冷，需求不足，供给和需求，供给显得过剩。”

　　历史数据显示，1997年末，煤炭行业还是最严重亏损行业之一。但从1998年开始实施“关井压产”政策以来，全国共关闭各类小煤矿4.6万处，压产4亿吨。到2000年底，全国煤炭产量控制在9.5亿吨以内，比1997年压缩4.2亿吨。煤炭价格从最低点137.82元/吨上升到141.47元/吨。煤炭的社会库存也由2亿吨压到1.4亿吨，2000年的产销率达107%，一批大型煤炭企业的经营状况好转。到2000年，国有煤炭企业的亏损比上年减少了一半以上，30%的国有煤炭企业开始盈利。

　　当时，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实施了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关闭“五小”、淘汰落后、大力压缩过剩才生产能力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将存量调整与增量发展、淘汰落后与改造提高、做大做强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压缩和淘汰不适应市场需求产品的生产能力，提高适销对路产品的有效供给水平。

　　实际上，上述办法已经为煤炭行业解决市场供需不平衡探过一次路。如今，煤炭市场再次因为供需不平衡、结构不合理走向不容乐观之境地。

　　王绛认为，下一步在继续缩小供给的基础上，应该在能源消费增长减速换挡、结构优化步伐加快、发展动力开始转换的新常态下，将能源发展方式从粗放式发展向提质增效转变。

　　王绛表示：“未来的去产能化，必须有个标准，钢铁行业也一样面临市场准入的问题。区别在于，钢铁是完全竞争性行业，煤炭是资源型行业，资源开采掉，毁掉了就没了。”

　　2月29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原煤产量完成37.5亿吨，同比减少3.3%。其中，煤炭出口量完成533万吨，同比下降7.1%，出口金额为31亿元，下降27.7%；煤炭进口量完成20406万吨，同比减少29.9%，进口金额749美元，下降45.2%。

　　国有企业转型升级

　　在人员分流安置与去产能的基础上，从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进一步看，包括煤炭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应该如何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在王绛看来，实现转型升级和业务调整是企业脱困的必要手段。在国内市场不景气的条件下，要实现企业不被市场淘汰，必须清醒灵活地转变经营方式，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一家同时涉足煤炭、电力行业的国有企业，在2015年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繁重艰巨的生产经营任务，全公司上下紧紧围绕的核心思路便是“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以工程施工为基础的国际型工程公司”。

　　该国有企业内部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2016年为结合发展需要，公司完善总包管理职能，调整了总部相关部门岗位编制，完成建筑公司、混凝土公司的同业整合，下一步将按照统一部署，着力解决转型升级，以及公司制改造的后续问题。

　　而且，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公司人力资源效率总体偏低，用工总量大、劳务派遣比例高的问题突出，适应公司转型升级所需的涉及国际商务人才缺口较大，施工向总包推动、海外带动、投资拉动的转型变化还没有很好适应。

　　上述内部人士表示，最近企业内部为了促使转型升级的落地，正在力推内部改革，接下来将深入调研各级子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意愿，研究混合所有制方案。

　　再以中煤能源集团为例，该集团在2014年便采取了限产稳价的措施，同时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中煤能源集团采取的措施包括延伸煤电化一体化产业链，加快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一批煤化工项目陆续投产，一批电力项目加快推进，煤电化一体化产业链初见成效。同时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重大机遇，构建煤炭设计、建设、装备、运营一体化服务链，加快走出去步伐，开拓国外和行业外市场，抵御煤炭市场带来的风险。

　　王绛对经济观察报说：“在这次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煤炭行业首先要制定一个退出标准，或者说叫煤炭行业的准入标准，比如环保、煤炭运行安全、资源综合利用等标准。这将成为促进煤炭企业转型升级，完成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办法。”

　　但是，相关煤炭企业的想法与此有所区别，有企业依旧寄望于电煤最低保护价、电煤发运补偿机制。

　　王绛建议，针对煤炭企业面临的瓶颈，还可以借鉴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对合适的企业采取债转股。

　　作为国企三年脱困的三大杀手锏之一的债券转股权，对国企脱困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不仅加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而且增加了银行系统的金融风险。

　　据悉，债转股的目的是盘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加快不良资产的回收，增加资产灵活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使实施债转股的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尽快转亏为盈，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6月底，除军工改革脱困企业外，经国务院批准债转股方案和协议的企业共有561户，转股额3769亿元。其中，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组建新公司的企业有444户，占国务院已经批准企业的79%，涉及转股额2547亿元。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