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国家为棉花收储投入巨额资金；另一方面，这项政策并没有得到产业链上各主体的支持。这就是棉花收储政策面临的窘状。

　　2013-2014年棉季的收储工作已全面展开。经济导报记者在山东省棉花重镇德州市夏津县采访了解到，无论是普通棉农，还是棉厂、纺织厂等，棉花产业链上各主体的生存状况都不乐观，对产业现状均有诸多怨言，这让棉花收储政策调整的契机凸显。

　　各有各的苦水

　　15日，在棉花加工厂集中的夏津县双庙镇，虽然棉花收储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但这里人气不旺，交易冷清。

　　在亨利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凤君情绪不高。这家2009年投资数千万元建设的棉花加工厂，日加工能力在20万斤以上。但今年，目前其收购的棉花总量只有200来吨，仅是公司两天的加工能力。

　　不仅是加工量不足，王凤君对价格也不满意。“国家收储价格与去年持平，为2.04万元/吨。但因为减产，棉农对价格期望值比较大，今年收购价格比去年高出2毛钱左右，达到4.2元/斤。如果扣除人工成本、银行利息、机器损耗，赚不到钱。”王凤君说。

　　王凤君面临的情况不是个案，甚至有更严重的。

　　夏津县棉花行业协会秘书处负责人王安军对导报记者表示，在夏津县符合棉花交储标准的16家400型棉花加工企业中，只有9家开工生产。“启动资金很大，至少需要1000万元才能开车，如果正常运转起来需要2000万元。今年棉花收购价格较高，根据目前的收购价格，棉厂的收购成本平均在2.02万元/吨，交储能有200元/吨的利润，但如果达不到交储标准，就要赔钱了。”

　　棉花加工厂嫌棉花价格高，棉农却嫌价格低。

　　刘德鹏是种棉大户，今年棉花种植面积有200多亩。“虽然今年棉花价格比去年高一点，但产量下降，亩产只有400多斤，比正常年份下降100来斤，算下来每亩能挣七八百块钱，还没有种粮的收益高。”

　　也正因为没有种粮收益高，当地棉花种植面积急剧萎缩。刘德鹏之前组织过一个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高峰时期棉花种植面积高达3000多亩，现今合作社已经停止运转，棉花种植面积也下降到500亩左右。

　　在棉花产业链的更下游，纺织企业更是满腹苦水。“国内外每吨棉花价格差了4000多元，国内纺织企业没法干，很多中小企业只能等死。”夏津鑫润福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福如此感慨。

　　收储耗资巨大

　　在各方大倒苦水的同时，国家为棉花收储也付出了巨额资金。

　　为照顾各方利益，国家收储采取“高收低抛”的策略，每吨价格差距在2000元左右。在前一个棉季，中储棉将国内绝大部分棉花纳入囊中，临时收储的棉花总量达到650.64万吨。如果按照低于收储价2000元的价格抛售，中储棉将付出130亿元的成本。加上储存棉花的库存成本，国家投入的资金将远远超过130亿元。

　　收储政策还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棉花储存量最大的国家。德州市棉花协会秘书长马俊凯对导报记者介绍说，前一个棉季收储结束后，国内棉花储量达到1000万吨左右，超过中国棉花年使用总量。此外，高储量也造成库存压力，中储棉虽然征用了大量社会仓库，但去年棉花收储临近结束时，仍出现了各仓库爆满的情况。

　　直补政策呼之欲出

　　马俊凯认为，国家的收储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在王凤君看来，收储政策扼杀了市场的功能。“收储价格相当于划了一条直线，固定好了棉花价格。棉厂在收购棉花的过程中没有自选动作，只能维持一个微利的状况。”

　　该项政策对棉厂的损害，从那些不能进入收储渠道的企业来看更加明显。目前国家收储只面对400型加工企业，而在夏津县还有二三十家200型的加工企业，胜利棉业就是其中一个。胜利棉业总经理张庆侠告诉导报记者，目前该县200型加工企业已经全部停工。“国家收储价格高，几乎垄断了棉花收购市场，我们加工了棉花也卖不出去。”

　　目前，王凤君和张庆侠都在盼望着收储政策的退出。“退出后，就完全看市场了。虽然不一定多好，但起码不像现在一样等死。”张庆侠说。

　　从纺织厂的角度看，高棉价扼杀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国内棉花价格甚至高于国外低端棉纱的价格，国内棉纱进口量剧增，怎么跟国外竞争？”张建福说。

　　对于棉农而言，因种棉效益不如粮食，国内棉花种植面积剧烈下滑。以山东德州为例，在2008年，该市棉花种植面积高达290万亩，至去年减至110万亩。“今年预计棉花种植面积将继续下滑，100万亩的关口面临考验。”马俊凯说。

　　正因为种种弊端，棉花收储政策退出的呼声不断加大。导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国家发改委、财政等部门，已在就棉花收储政策及其替代方案做密集调查，棉花直补政策呼之欲出。但具体怎么补、补多少、如何保证补贴到位等尚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