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1月25日在《人民日报》刊发的署名文章《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指出。

　　在此之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中，刘鹤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等六项主要任务。

　　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超明表示，当前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我国“两头在外”依托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大国经济的优势和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内部可循环，构建“双循环”格局已正当其时。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重意义

　　时间回到2019年6月。当时刘鹤在第11届陆家嘴论坛上用10余张PPT阐述了中国经济运行、金融风险处置、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一张PPT为标题为“中国经济再平衡持续推进”。

　　在这张PPT上，他将中国人均GDP、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市化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常项目占GDP放在同一坐标系中考察。曲线图显示，2008年之后上述前四条曲线稳步上升，而经常项目占GDP的比重稳步下降。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经常项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高点10.1%降至2019年的1%，下降幅度明显。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地降低。

　　“中国不断落实金融危机发生后在G20会议上的承诺，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相比，中国经济再平衡正在持续推进。”刘鹤在第11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从外需导向转向了国内巨大市场驱动。”

　　在11月25日刊发的署名文章中，刘鹤表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

　　刘鹤称，从供求双方看，中国具备实现内部大循环、促进内外双循环的诸多条件，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扩大内需，可以释放巨大而持久的动能，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

　　其次，这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刘鹤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风险加大。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必须顺势而为调整经济发展路径。

　　再次，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刘鹤在文章中表示，“经过长期努力，我国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解决这一矛盾，要求发展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关口，我们要主动适应变化。”

　　六项任务

　　关于如何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刘鹤提出了六项主要任务。

　　一是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刘鹤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02-2007年的46%提高至2013-2019年的58.8%，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明显不足，如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有较大差距。

　　二是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刘鹤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市场需求，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实现双循环的核心在于打通内部循环，而打通内部循环的关键应从供需两端发力，实现供需互动。此外，国内大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使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伍超明称。

　　三是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因刘鹤担任国务院金融委主任，市场对相关措施高度关注。

　　实体经济的供、需和金融协调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基本问题。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会给金融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同样，金融业的混乱膨胀，也必定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风险。

　　刘鹤在此次解读中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要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表示，近年我国金融供给总量M2、社融增速已放缓。相比于总量问题，我国金融服务供给的结构问题更为突出。如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发展不平衡，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刘鹤此次指出，要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创新的政策，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新增社融中企业债券占比13.8%，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2.1%，同比提升1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债券融资加股票融资)占比合计15.9个百分点，同比提高2.9个百分点。

　　华泰固收首席分析师张继强表示，“科技创新需要新的融资方式做支撑，区别于过去的间接融资，未来直接融资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四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刘鹤指出，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这个过程既创造巨大需求，也提升有效供给。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长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相比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仍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意味着，围绕推进城镇化而展开的投资活动潜力巨大，有望继续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是内循环中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支点。

　　五是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六是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伍超明表示，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但同时国内仍约7亿人月平均可支配收入等于或低于2000元。如果能明显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使其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对于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将大有益处。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