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美国城市的保障房供给都像伯克利或者湾区其他城市一样，由非营利组织垄断，或者至少是默认设置。但是非营利组织迅猛发展成为重要力量的一支，已是不争的事实。

　　1982年政府出资的保障房，只有5%由非营利组织递送。这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萨拉蒙教授的一项调查。这位非营利组织研究的领军人物发现，对于政府出资的保障房，非营利组织、私人及政府递送的比例分别为5%、7%和88%。非营利组织在保障房领域的存在如此微不足道，尤其较之于其他福利领域，如社会服务(56%由非营利组织提供)、就业培训(48%)、卫生(44%)、艺术文化(51%).

　　但是，随后的二三十年里，人们看到，保障房及社区发展成为美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最迅速的一个领域，直至今天，非营利组织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占老资助房的三分之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低于市场利率抵押贷款、租金补贴等方式，资助私人建造了大量的保障房，到1995年，其中35%的房子已经转移到了非营利组织的手上。因为非营利组织能够从产权上保障这些保障房的永久可承担性，如加州住房伙伴公司的非营利保护之道，以及伯克利奥斯顿公寓转入非营利之手后显示的效果。

　　占新资助房的三分之一：1987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采用一种新的、以税收抵扣(Tax Credit)为主的资助方式支持保障房建设。对1987—1996年间该资助方式建造的四分之一的样本调查发现，略低于三分之一的住房由非营利单独或者与非营利结成伙伴开发。

　　占最新资助房的三分之一：社区经济发展全国联盟(NACEDA)最近一项调查发现，2005—2008年间，35%的联邦资助房由非营利组织生产，这一比例从1999—2004年以来就未曾变过。

　　政府+社会

　　非营利住房组织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这要放到更加广的社会住房兴起的背景中来看。社会住房本来是一个欧洲流行的概念，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大约是出于对它的不满　，美国也开始流行。它直接相对私人市场住房：不是为了利润拥有或者运营住房；永远不在市场销售住房套利；人们可以永久居住，实现住房的社会目标。

　　严格意义上讲，政府提供的住房(如公共住房)，也属于社会住房。但是，对政府提供住房的失望，使得人们要在市场以及政府之外，自己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

　　人们组建住房合作社，圆自己的住房梦。伯克利的帕克街合作社在20多年前组建时仅源于一个简单的念头——摆脱房东管束，好在屋子四周任意种果树。现在，缴纳1.5万美金，月房费475美元，就可独占性享用合作社中的一居，而周边一居售价至少15万美元，租金至少1200美元。到2003年，美国有425,000套有限权益住房合作社住房，一半在纽约。

　　发展社区土地信托，将土地从住房中剥离。比如，活跃在华盛顿州奥卡斯岛上的OPAL(Of People And Land)，让小岛上大约5%的工人家庭住上了别墅，但是价格只有市场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方式是OPAL永久持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以名义价格出租(如1美元，99年，可续)。相应的，将来这些家庭若要出售房子，只能以可承担性价格(而非市场价格)，卖给同等收入水平的人。全美目前有大约200—300个社区土地信托，拥有6000套住房。

　　此外还有互助住房协会(一种集体拥有的租赁房形式)，全美有8,300套；限制售价，有限权益资本回报的个人产权房，等等。

　　但是，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租赁性保障房，绝对是其中的主导。数量约150多万套(占美国住房总量的1%—2%)，包括4600家TNDC那样的社区开发公司提供的125万套，和BRIDGE Housing那样大型的住房组织提供的30万套。

　　TNDC或者BRIDGE housing这样的非营利组织的理念执着，固然功不可没。但是，比较这些社会住房形式背后的政府支持，答案会更清晰。有限权益住房合作社很少能享受到政府支持，帕克街合作社享受到的直接政府支持，是免掉了一笔1.1万美元的房产交易税。社区土地信托旨在将土地与住房剥离，但是因为没钱收储备土地而发展缓慢。只有非营利组织建房，除了10%的传统银行债务，以及5%的私人捐赠之外，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政府：30%的地方政府无偿拨款或者软性贷款，50%—70%的私人权益投资(最后由联邦所得税抵扣归还)。也正是在Pruitt—Igoe的倒掉，以及从商人手上打捞保障房的保护战中，政府要将非营利组织发展成为美国保障房的主要递送者之一。在政府的推力下，非营利住房组织茁壮成长。

　　可见，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不是此消彼长，他们可以是伙伴。美国非营利组织住房的成长，不只是社会，而是政府与社会合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