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和一些地方上，多次谈到党的干部在从政时要讲“政治道德”。对于习近平同志的谈话和观点，社会上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虽然如此，我却认为习近平同志的谈话和观点向全社会传达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们来说，意义更为重大。
所谓政治道德，是指调节、调整人们的政治关系及政治行为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政治道德规范的内容极为丰富，层次也有高低之分，其中包括：善与恶、是与非、荣与辱、功与过、清廉与贪婪、权利与义务、正义与非正义等等。除了这些人们广为熟知的政治道德规范内容外，在新的形势下，从政者的道德规范还包括，从政者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定位和如何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领导岗位新旧有序的交替已经制度化和程序化，加之党中央反腐倡廉措施力度的不断加大，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的功利取向产生重大的变化，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功利取向已转到了建功立业这方面来，而更高层次的领导干部的功利目标则是历史的定位。
领导干部的功利取向无可非议，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功利时代，在这个功利的社会里，人们无法摆脱功利的诱惑。但是，作为领导干部在获取功利时要讲“官德”，也就是要讲为政之德。然而，我们却看到，在很多地方很多部门，有些领导干部为获取功利，自觉地采取了很多“不道德”的手段，比如有些人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做一些牺牲下几代人利益的“政绩工程”，建一些损坏经济根基的“债务平台”等等。当然，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是不自觉地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比如不切实际的超出社会承受能力的驱动经济快速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建国以来，我们吃过多次苦头的“好大喜功”的翻版）。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世纪初的头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良性的是健康的。但随着成绩的不断取得，人们的头脑又开始发热了，“大干快上”的思想又回到了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正是在这种情结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进入到超速发展阶段。由于超速发展脱离了社会的承受能力，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有鉴于此，胡锦涛同志近些年来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有好又快发展”等观点和理论，以求在政治上给狂热的经济做一些“点刹车”动作。
总书记的“点刹车”动作对经济的减速虽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超高速的发展已经给整个社会留下了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的直接表现就是我们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出现了重大的不平衡。①流动性恶性泛滥。货币供应量M2（现金加定活期存款总额）的多与少是流动性大小的最重要的指标。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的M2达到68.7万亿人民币，与此同时，美国的M2为8.6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8万亿，中国的M2超过美国大约10万亿人民币（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1/3），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年均M2的增速在18%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只有个位数的增长。如此超大规模的M2的增长，直接导致了中国资产价格的暴涨（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也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恶性通胀提供了导火索；②过剩产能庞大。据统计，目前我国的有效产能利用率只有64%，按照国际标准，有效产能利用率保持在75%——80%为良性经济形态，低于70%则为不良经济形态。有效产能利用率低下，一方面表明我国的资源浪费十分惊人，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将受到严重制约；③贫富差距巨大。据统计，截止到今年9月份，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跨过0.5的贫富差距的合理限度（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在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收入差距的扩大，为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人均GDP达到5000—6000美元时，基尼系数的增大到超临界点，往往导致这个国家将会重新回到落后状态。比如巴西，早在30多年前该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6000美元，但正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收入公平的问题，致使该国长期徘徊在发达国家之外。④GDP严重依赖国际贸易。相关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的GDP总量中，约有70%来自于国际贸易，其中进口依赖度为40%。像中国这样大块头的国家，其经济如此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是极其危险的。
面对上述的不良后果，党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治理。在治理经济不良后果之前，首要的工作是要在思想观念和从政行为上规范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杜绝自觉地“政治不道德”，克服不自觉地“政治不道德”。
根据当前政治经济的走向，笔者预计，未来的2—3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经济生活将步入调整期。在这段时间里，证券市场将不会有标准的牛市或熊市，而只能是阶段性的牛市或熊市的交替；商品市场里，商品的价格将呈现震荡走低的行情。
师黎明
2010年11月22日